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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信神俗》简评1

发布时间:2019-09-04 浏览:



  刘志文先生的《我国民间信神俗》一书已由广东旅行出书社出书。这是一部具有特征的我国风俗学专着,作者从常识性、趣味性、学术性的视点,勾画了我国民间信神风俗的开展头绪,及其因年代、地域龢民族的不同而相异的种种形状,言语平实简练,文风近人,可读性强。

  通观此书,笔者认爲有如下几个杰出的特色。

  其一,分类清晰,详略得当。作者根据我国大江南北民间崇奉的近百种神灵的性质、特色,别离归爲六大类,即“人神”、“梦想神”、“天然神”、“动物神和植物神”、“仙”和“佛”,而每类又自成篇目。例如:“人神篇”中包含“太上老君”、“关圣大帝”、“大神张大帝”等等26种神只;“梦想神篇”裏则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碧霞元君”等等19种神灵。只需翻看目録,衆多的称号各异的神灵便会映入眼帘,使人构成一个我国民间信神风俗的总的概念。从书中对六大类神灵及其风俗的介绍中,既能够找到原始年代对动植物、天体(日、月、星、辰)、山川等多神崇拜的遗风,阶层社会中五花八门的一神崇奉形状,也能够找到我国林林总总土生土长的道家神只和各种外来的释教神灵,并经过对虚无缥缈的诸神及其崇奉风俗的阐释中取得丰厚的宗教学龢风俗学的常识。

  其二,研讨办法科学,考释言之有据。本书运用科学的前史溯源法对我国民间崇奉的各种神灵及其祭祀风俗的産生、开展和改变进程作了剖析性的具体介绍。现状和前史的关係是辩证统一的,要深入地知道一种现存的风俗事象,就必须追溯它的前史,澄清它的来龙去脉,了解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从文明人类学的理论而言,民间信神风俗好像其他风俗相同,也是一种文明(称风俗文明)的流程,它的前史开展就是一个流变。如今我国的民间信神俗既是其前史流变的成果,也是其流程全体中的一个阶段。作者在这一科学研讨办法的指导下,每向读者展现一种民间信神俗时,总是先説明这位神灵成爲神之前的不普通简历、或爲人乐道的业绩,或奇特的传説、或爲人鲜知的逸闻,或风趣的典故,然后再按时刻(我国王朝年代)开展爲序,论说它逐步走向神坛的前史进程和与此相适应的奇特的崇奉风俗的构成、开展的有关状况。以“太上老君”爲例,作者指出他原是春秋年代的思维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又称老聃),到了东汉今后,因为释教的传入与影响,方士们便将他的学説与原始年代的巫术揉合爲一,成爲一种新的宗教——道教,并向民间推行,而老子即一跃而爲“祖师爷”,“太上老君”,并逐步构成崇奉他的各种风俗。显然是因为老子姓李的原因,李唐王朝爲了使自己家世更爲神圣化,还先后将他封爲“太上玄元皇帝”、“混无上德皇帝”。又如“姜太公”,本是古史传説年代的姜子牙,又名吕尚或吕望。到了商周年代成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相国,乃至唐高宗时期便被封爲“武成王”,宋今后,全国遍及立太公庙,呈现种种拜祭风俗。作者在经过民间诸信神俗的介绍中,还画蛇添足地指出,这些神灵之所以被广爲崇奉、供奉,并爲历代封建王朝加封,乃至列爲国家祀典,原因就在于它们投合了当时人们的风俗心思需要和某种社会的名利意图。比方“阎罗王”,原是古梵语Yamaraja的汉字音译,其传説,不光印度有,并且埃及也有,后爲释教所吸收。释教传入我国后“阎罗王”竞由韩擒虎、寇準、範仲淹、包拯等出名的有胆略的勇将和正直不阿的清官人物充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在现实日子中难以申张正义,遂期望这些在世时深得民心的清官去掌管阴府,大公无私、黑白分明地严惩在世无恶不作者。”本书说明这种名利性,实际上就等于无情地揭去了宗教和崇奉民间风俗的奥秘的面纱,让读者看清宗教的实质和对崇奉风俗中的陋习的变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作者还重复向读者传递一种前史唯物主义思维。例如在“王母娘娘”一则中清晰指出:“神是依照人们各自的愿望造出来的,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説法也很天然。”什麽“南海神女”、“碧霞元君”、“太岁”、“石敢当”……大都如此。又如在“竈神”一则中説:“竈神的神格、神职和神权历代都有所不同,是跟着统治者的喜爱与不喜爱,注重与不注重而昇降和浮沉的。”説明神的形象、司职也是唯统治者的毅力是从的。从而使读者深深地知道到:任何神都是人发明的,天国的日子只不过是人世日子的反照。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驾驭神权,无非是欺骗平民百姓,以到达他们国泰民安的意图。这些深入的剖析,对宣扬无神论,破除迷信,建造精神文明,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正是此书现实意义之地点。作者在论说各类的首要神灵及其崇奉风俗时,都大量地引用了历代正史、方誌、笔记、杂记丛书、宗教典籍,力求言之凿凿有据。诸如对“东方朔”、“南海神女”、“王母娘娘”、“月神”等神灵的论说就是其间很好的比如。

  其三,客观、準确、全面地反映现实。我国前史悠久,宗教崇奉风俗内容丰厚,形状多姿多彩,各种神灵的由来及祭祀风俗的産生,向来衆説纷纭,无所适从。本书对此采取了脚踏实地的情绪,既体系地介绍各説,又提出自己的见地。诸如对“麻姑”的身世,自晋以降,均无结论,作者蒐集文献资料,举出了五种不同的观念后指出:在这些许多説法中,来源较早的刘方平之妹妹説盛行比较广泛,其它当是附会之説。又如对“阿弥陀佛”的由来,作者指出其爲大乘释教的佛名、西方极乐园的首要教主后,引经据典地罗列了七种之多的不同观点。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谨慎的治学情绪。作者这种学风还见诸对同一神灵崇奉风俗的介绍中。我国地域广阔,生态环境不同,民族衆多,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虽然是同一信神风俗,却往往因区域、因民族的不同而形状各异。本书对此都诲人不倦地逐个作了叙说。

  其四,运用多学科的办法蒐集资料。本书对我国民间信神俗的研讨,常常经过文献剖析法,大众文学收集法和考古资料引据法来聚集资料,因而使内容愈加丰厚,资料愈加详尽。比方对“蚕神”崇奉风俗的构成,书中除引用《诗经》、《蚕经》、《事物纪原》、《皇图要记》诸书之外,还引用了考古资料加以説明,使立论具有前史的逻辑性。

  其五,爲了增加本书的趣味性,作者还注意到风俗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亲近关係。文学是社会日子的反映,而风俗则往往是大众文学的母胎。在“奎星——学人之神”一则中,作者引用了四川督学陈士奇不相信迷信而在科举场上出给学生的对联:“卖魁星,买魁星,负心不买,负心不卖”;“真胭脂,假胭脂,焉知是假,焉知是真”。在“文昌神”一则中引用了唐朝李商隐、王铎等大诗人爲张恶子庙的题诗,等等。所有这些,读来饶有风趣。

  总归,《我国民间信神俗》是一本好书,虽然其间还存在单个美中不足之处,但读者不管将之作爲风俗学的通俗读物或专业着作来读,都将获益不浅。

  

  (原载《大众文学论坛》1993年第1期。收入本集时,标题作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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